工艺美术教育的根基与归宿
——追忆张仃先生
潘鲁生
2010年2月21日，我国著名艺术家、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先生逝世。按照张仃先生生前的愿望，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教育界、艺术界、设计界学人通过追思会，缅怀这位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
时间的洪流可以阻隔人生的脚步，但杰出的人终将在历史的坐标中标的出清晰的位置，熠熠生辉，不可磨灭。张仃先生是这样的人。作为新中国设计艺术的奠基者、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领路人，他参与塑造新中国的国家视觉形象，设计政协会徽、开国邮票，参与国徽、“建国瓷”、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设计，参与开国大典美术设计以及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改造，并主持设计1951年至1956年举办于莱比锡、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历次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在设计中熔铸艺术传统、时代风貌和民族精神，展现属于时代和人民的视野和理想；他开启新中国装饰艺术的风尚，植根民族、民间优秀的艺术传统，融合国外现代艺术新机，热忱执着地通过装饰艺术将表达人性中最本质最真诚最美的东西，主持设计的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标举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生机，开启了新时期充满活力的艺术气象；他引领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通过领导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设、构建工艺美术学科体系，确立了新时期工艺美术教育以及设计教育的发展方向，培养、影响的一批批学人在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的教育和产业实践中发挥着持久、不息的作用；他创新焦墨山水，在艺术创作与理论阐释中展现着关于审美、关于生命的表达与思索。
如果说优秀的艺术作品将在世人心中留下长久的喜悦、感动或者震撼，优秀的设计将融入、改善、美化人们的生活，提升生活的境界，那么，关于艺术、关于设计的教育无疑有着更深远的作用。张仃先生身体力行，融通艺术创作、设计实践与艺术教育，留给我们良多启示，启迪我们把握艺术传承发展的根基，怀有民族精神的追求，正如先生曾说，三十多年来关于工艺美术教育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民族、民间”。
一
回顾张仃先生的教育道路可以看到，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等职，他拥有践行艺术、学术理念的空间，也肩负开拓发展工艺美术教育的重任。尤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文化的、政治的变革与洗礼之后，标举民族、民间艺术传统的意义，有赖深厚的学养和可敬的胆识。由此，不仅确立了工艺美术教育的根基，更在民族文化的脉络与谱系中起到了续写、承传、光大、发展的重要作用。
张仃先生对民间艺术知守很深，他关注民居建筑、土纺土织、风俗年画、乡土玩具、舟船车马以及皮影、剪纸、土陶等民间工艺器物，“走南闯北，寻远古岩画，临墓室、石窟壁画，找古籍版画，收民间年画，访各地民窑，藏历代名画，买明式家具，拓汉砖与石刻，集历代图案与纹饰，购民间绣片、剪纸、玩具，考察金、银、玉、漆、铜、铁、土、石、木等各类雕、刻、塑，均研究而不忘”。谈到民间艺术，张仃先生曾说“我宁可欣赏一块民间蓝印花布，而不喜欢团龙五彩锦缎。相对而言，民间艺术是不够成熟的，有的甚至粗糙，但它有清新之气、自由之气、欣欣向荣之气。”致力于扶植和抢救民间艺术，他积极整理、挖掘民间美术宝藏，抢救、收藏濒危的民间美术珍品，呼吁保护民间艺人，并大力宣传和介绍中国优秀的民间艺术，编写民间艺术出版物，策划相关学术研讨，亲往山东、湖南指导手工印染，在南通蓝印花布和彩锦绣工艺方面，亲自设计、指导工艺生产，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融会、表现民间艺术的精神意蕴。
张仃先生认为，民间艺术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充满艺术的生机，是几十年来人们自觉争取的文化普惠方式，指出“许多民间艺术都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历练而成的”，“民间艺术非常新鲜，没有任何污染，是最纯洁的艺术，而且直接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清新刚健，是非清晰，爱憎分明”，主张学习民间艺术不只是学习形式，而是从民间艺术作品的造型装饰中，研究美感以及艺术的表现精神，研究功能，并寻找其社会学、民俗学的根据，从而不仅把握民间艺术语言的独创性、剖析艺术规律，同时结合生活史的调查研究，发掘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研究发展工艺美术、工业设计具有规律性的因素，应用于当代设计。正因为重视将民间艺术的鉴赏、感悟、吸纳、借鉴上升到理论研究高度，张仃与庞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