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你的社交圈
日期：
前两天，有同学在网上写道：“四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交到了一群很好的朋友”。是的，四年来，从学院到学校，从学校到社会，或许对我来说，一笔很大的财富就是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
老师：亦师亦友
没有太多的升学压力，大学里的学习本就相对自由，于是，我们眼中的老师也就不会那样的威严，即使是学术界的权威，我们也会有机会在课堂上与之争论，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不会用自己教师的身份来压制你的观点，在学术探讨的平台上，大家都是平等的。
或许对于理科、工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师生间建立的情谊更加特殊，四年里，多少次一起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一起为失败失落，一起为成功欢呼，大家就是那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很自然的，师生间的关系也不会是等级森严的。回想这四年的学习生活，似乎师生间的关系，更多的像是朋友一般，亦师亦友，这样的定义应该算是很贴切。这些在学术界各自做着学问的学者们，不仅会给你的理论学习带来帮助，也同样会带领你进入他的学术领域，让你有机会结交更多的大师。
社团、学生会：收获友谊
兴趣能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让彼此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因而，培养开朗的性格，拓展兴趣爱好是交友的一大途径，学生社团、学生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社团和学生会是一个舞台，它会提供机会让你展现自己的工作能力，它也同样为你搭建了一个认识更多人才的平台，这也是它们的魅力所在。
相同的喜好、共同的经历、同一个目标，让我们在工作中、在挫折中、在进步中培养起深厚的友谊，怀抱着炽热的兴趣而去，你会收获一群年轻的挚友。魅力型的交际最为纯真，也往往最易维系和发展。走出校门，活跃在各行各业的校友和社友将是我们拓展广阔交际圈的第一链。
志愿者：服务与责任
善于发挥自身的一技之长也能帮助我们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大学生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各界都鼓励和倡导在校学生积极运用自身特长走向社会、服务大众，这不仅能让我们从中正确认识自我价值，更有利于培养我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让我们踏入拥有良好道德观和世界观的社交圈，结交到益友。
我们可以看到，但凡有重大活动招募志愿者，各大高校在校学生总是其中的主力军，他们在展示自我风采的同时，也通过热情周到的服务，延续城市的窗口精神，结识到众多中外友人，扩展自己的社交圈。
实习：认识同行
古人言，纸上得来总觉浅，在大学里，专业学习的同时更强调的是实践能力，实习就是最常见的手段。虽然说如今的就业不再一味地强调专业对口，但基本都逃不开相近的领域，因此，通过实习，更早、更多地结识行业里的资深人士，会给你的职业生涯带来不小的帮助，因为他们将来可能就是你的同行。
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的他们，早已积累了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在实习的过程中，你会有机会接触到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他们也纳入到自己的社交圈，会是一个明智之举。他们的经验之谈，有助于你切实了解行业的前景和发展，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前程。
总的来说，大学四年里，你可以做很多事，也会认识很多人，朋友和经历同样重要，它们都会让你受益终身。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2008届毕业生）
设计之仁
——对设计伦理观的思考
“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含义比较广泛，但主要的指涉仍十分明确，即伦理道德层面上的一种精神品质或者道德原则。孔子谓“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克己复礼”的目的所在。孔子又谓“仁者爱人”，即“仁者”有宽宏和之心于人。
本文所谓设计之仁，同样是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加以表达的，指涉着设计的伦理价值、道德原则和精神品质。
设计作为造物活动之一部，是造物产生最为关键的部分，它预设着所有造物的价值，并规定着造物价值的取向。就其价值而言，设计是价值的缔造者。在设计缔造或预设的价值中，其有三：一为实用价值，二为审美价值，三为伦理价值。伦理价值于前两者而言，又具相关性，即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伦理价值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又可解析为：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伦理价值中的基础层面。
实用价值是设计创造的第一价值，也是事与物存在的最基本价值。实用价值的保障与满足，是设计的基本任务和目的。这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可解析为应该、正当和善。“应该”实际上解释了设计之物的本来属性，造车必须能用于交通，即能“走”。此必须即“应该”，即“正当”，本党这样。此“应该”源于设计的目的和出发点——人的需求之满足。我们知道，人的一切活动或行为都是为了满足其需要和欲望。设计之物体现 了人之主体的需要，此“应该”和“正当”即“善”。诚如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所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重善为目标。”设计所规划和达成的实用价值，是设计行为和结果之善的表现和具体化。
行为之善和结果之善不同,单互为关系.善行为具有善性，其行为能够达成其目的，满足其效用。而这种目的和效用是于大多数人有益的，即具有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正当性。我们知道，设计具有工具性，因此，设计之“应用”和“应用”作为设计客观属性，都是在“衫性”的层面上而言的。作为工具和手段，有的人亦可用其来达成仅满足个人私利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如用设计的手段造假或过渡奢侈，其设计行为不是善行而是其反面——恶行，这种行为是非道德的。同样是设计行为，同样因设计而达成一定的目标，单因其目标是个人目标并违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成为一种恶性。在伦理学上，有学者由此将“应该”分为道德应该与不应该，亦即正当与不正当，亦即道德善恶，是行为对于社会创造道德的需要、欲望、目的效用性，简言之，也就是行为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性：相符者即为道德应该，即为正当，即为道德善；相违者即为道德不应该，即为不正当，即为道德恶。
设计为人民服务，即设计行为的目的指向是广大人民，其设计行为必然为善行，道德应该成为其设计之物的客观属性。如果其设计仅为个人利益服务，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和目的与大众的利益和目的的相违背，其设计行为即为非道德之应该而成为一种“恶行”。当然，以个人为目的的设计行为并非全是恶行,当个人目的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时，其行为即为善行。具体而言 ，设计责任的承担者主要是设计师，其职责必然性地决定了他所奉行的准则是利他而不是利己道的，所谓利他即不是以个人意志而是以普遍意志来从事设计，与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完全可以从个人意志出发，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愿望相反，设计师实际上是一个带言者，带大众之言。在这个意义上，设计师的行动和选择不仅是理性的，而具有康德所谓“绝对律令”的意味。康德在伦理学说上的所谓“绝对律令”，指一种个人行动的道德原理：“你只应根据你创意的，而你同时也愿意它成为一项普遍法则的那项准则来行事。”设计者在决定自己的设计时，必须将自己的私人利益放在一边，而根据那些被所有道德行动者采纳为自身行事准则但也是合理的那些准则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即他的设计行为和取向，应以大众的利益需求为基础，并且与自己的意志、选择相融合，即自己的意志与选择是符合大众的利益需求的。只有这种符合才能成为支配自己设计行为的“绝对律令”：“如果拥有一项最高的实践原理与绝对命令存在，它必然是这样一项原理：因为某个东西为目的自身，它对每个人必然都是目的，从这个观念构成意志的一项客观原理，因而能冲作实践法则。这项原理的根据是”理性存有者作为目的自身而存在。”
伦理学属于价值学科。认识论则属于非价值科学。从价值角度而言，元伦理学将价值分为“价值事实”和“非价值事实”俩类。如“这吸尘器是好的”，是价值、价值事实；而“这吸尘器是灰色的”，即认为是属于非价值事实。其指认的出发点在于主体需要、欲望和目的的关系。“价值事实”是客观对主体需要、目的的效用性，而非价值事实的存在不依赖于主体的需要、欲望。这里的关系即价值事实与非价值事实的对立中，价值不是事实，而非价值事实才是事实。在伦理学意义的讨论中，所谓事实是相对于广义事实和狭义事实，只不依赖于主体需要而实际存在的事实。这一指认将价值置于非事实的地位，而区别于认识论这一类的非价值学科中将“价值”归为事实的方法。
在伦理学尤其是在所谓的元伦理学上，狭义事实的界定，可以表述为以“是”或者“不是”为系词的判断；以“应该”或“不应该”为系词所反映的则是价值。由此观照，设计上实用价值的存在，是一种“应该”。使用功能的判定，其准则来自于“目的”，设计的目的就是设计判定的标准。在这里，“价值”是“目的”的表征。
审美价值是设计创造价值的重要部分，它世纪上是一种艺术价值，也是“艺术设计”作为艺术的根本所在。审美价值既来源于客观事实属性，又源于主体与客体之关系，是关系属性的产物。客观事实属性表明，设计之物的审美特性是由设计所创造并物化的，是可视的，美、审美价值存在于设计的客体中。当然，所谓美、审美，它又是一种感知，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发生关照等关系时产生和存在的。没有主体与客体的关照及确认，美及其价值是不存在的。需要强调的是，设计之美、设计的审美价值，实存于设计创造的结果之中，设计之美的价值被指认于使用之主体与设计之客体发生观照即使用的关系之时。
对审美价值的确认,在伦理学层面上，实际上涉及对“正当、应该、善”一类价值的确认。包括审美价值，这些都属于价值范畴。“都是客体所具有的对于主体及主体需要、欲望、目的等的效用属性”。西方伦理学学者图尔闵认为事物具有三种属性：固有属性、关系属性、事实属性。固有属性是事物独自具有的属性，如质量。关系属性是事物固有属性与他物发生关系时产生的属性，如重量、如颜色。事物属性犹如“事实”概念的界说一样，比较复杂，简单来看，客体的固有属性于客体的事实属性，两者具有种属关系；而客体的事实属性不仅仅包括客体的固有属性，有时还包括客体的关系属性，客体的关系属性与客体的事实属性是交叉关系。价值是关系属性，而不是事实属性。
对事物固有属性、关系属性、事物属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丛伦理学层面上把握设计价值的本质特性。实际上，对于设计的认知、描述、阐释、乃至判断，诸如设计功能分析即设计之善、应该、正当之类的价值分析与判断，可以经由伦理学分析得以完成，或者说，可以将设计价值的分析置于伦理学的理论话语之中。伦理学理论认为：“善室一切事物的关系属性。反之，应当与正当则都仅仅是行为的关系属性；应当是行为善，是行为事实对于一切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性；正当则是行为的道德善，是行为事实对于一种特殊的主体——社会——创造道德的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性。这就是正当、应当、善、价值之本质。”同样，这也是设计之一切价值和功能的本质。
设计的伦理价值，狭义的看是设计超越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之上的属于更高道德层面上的价值。这里把实用价值、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都作为“善”来看的话，那么“实用价值”可以说是“效率之善”，审美价值为“快乐之善”，而伦理价值则是“精神之善”，是“至善”。
在中国语境中，善与好同义。西方关于善的概念略宽泛一些，如罗斯和艾温增将“善”的概念含义归为8个方面：1、成功与效率，2、快乐与利益，3、满足欲望，4、达到目的，5、有用或手段善，6、内在善，7、至善，8、道德善。并认为手段善、内在善和至善在哲学层面上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对善的不同含义进行较早界定的是亚里士多德。他指出“善”有双重含义，一室事物自身就是善，二是事物作为达到自身善的手段之善。“内在善”即“目的善”或“自身善”。手段善又可以称为“外在善”，是能够产生善之结果的善，即此善具有工具性。由此，在这里不妨进一步把“实用功能之善”称作“手段善”，而将“审美价值之善”称作“自身善”。实用价值达到为人的生活服务这一目的的手段，是“手段之善”。而设计的审美价值或者说艺术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就能给人以愉悦与快乐，就是“内在善”。当然，审美价值作为“内在善”，近是相对的。绝对的“内在善”为“至善”，即最高善、终极善。在伦理学层面上所言的“至善”即幸福，幸福是人们所追求的东西，是目的，而不能用来作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决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这里，不妨将设计的伦理价值作为“至善”来认识和界说。
首先，所谓伦理价值，是指伦理层面上的价值，即最高价值，这种最高价值实际上是设计的目的本身，即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使人的生活达到至幸福的境地之目的，此为“至善”。通过设计这一手段、工具而使人生活得幸福，这应是设计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
第二，设计的伦理价值，除终极价值、“至善”外，它还适当地包含着手段善和内在善，即包含着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内。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构成了设计“至善”的低层台阶，是其基础，并互为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若设计之物根据其目的而较好地实现其实用功能和 价值，它即是善的，反之则是恶的。这里，实用之“手段之善”成为“至善”的基础和条件之一。一件设计品缺少起码的实用价值，首先是非道德的、反伦理的，反之则是合道德的、伦理的。审美价值以其“自身善”作为“至善”的基础，它是最终“幸福”目的的一种局部形式体现。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是各种善之集成和概括。设计价值的各种之善，亦可统一在“仁”的概念之中。设计之“仁”，即设计之善。李幼蒸在《仁学解释学》中将“仁”大致界说为三级意指：意识具体的品德层面，二是一般价值类别，三市伦理思想总称。对于设计实践而言，设计之“仁”，可以界说为“实践层面、伦理层面和目标层面”三方面。在 时间层面上，设计之仁包括设计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大达成，产品和设计有益于人的生活，符合经济、安全诸原则，亦有益于自然生态的持续和发展。在理论层面上，需要从理性的、理论的角度对设计的目的、作用、价值诸方面加以认识和阐述，使设计时间能够在“仁”的道路上前进和发展，以取得最大程度的合目的性。作为目标层面的设计之“仁”即设计目的的“至善”，设计是人达成幸福生活的工具，而“幸福生活”则必然是设计的终极目标。
有学者指出：“仁学不是道德必然学，而是伦理行为期望学”。由此，设计之“仁”同样不是设计行为的“必然学”，而是设计 行为的“期望学”。这就需要不断在设计发展的过程中，利用理性、理论诸多工具，对设计发展加以调校，以向至善的最终目的前行。“至善”的目标应是高悬置在设计前行的前方，即是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又是一个方向、一个终极之目标。
在设计的现实中，设计的论理学、设计之“仁”、之“至善”，似乎离我们太远。企业家大多是将设计作为占领市场的工具，是所谓“不会说话的推销员”；设计者又太多地将其作为具体的劳作或挣钱的工具；还有一些人甚至以设计为工具造假以获取私利。设计的大千世界，如果没有至善作为明灯目标，其混乱黑暗是难免的。但我们又可以坦然地相信：作为人类艺术化生活和创造智慧产物的设计，其主要的趋势是朝着“至善”之目的不断前行的。因此，不妨将伦理的价值和属性看作设计本身的内在特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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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学的知识回报祖国
灾区重建，大学生在行动
日期：2008-05-29 作者：余倩倩 来源：文汇报
“我们要到灾区去进行志愿服务！”
“我们要用所学的知识为灾区重建出一份力!”
……
在举国上下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年轻的身影——大学生。他们虽然年轻，但已有“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的胸怀；他们虽然能付出的有限，但五元、十元聚积起来也是一种支持，一句祝福、两句祝福凝结起来就是一种力量。他们虽然还在求学路上，但已做好准备，以所学知识为灾区的重建做出贡献。
灾难牵动学子心
四川地震的消息甫一传来，就立刻成为大学生关注的焦点。东华大学在灾情传来的第二天就开通了爱心贴网页，立刻得到了师生的大力支持，师生们留下了“只要有爱，就有希望”、“愿逝者灵魂早日安息，生者振作起来，救出我们的同胞，重建美丽的家园”、“天灾降临，我们无处遁逃，但是我们的脊梁从来都是挺拔的。全国人民给你们力量，我们一起来支持这片热情的国土”等感言。复旦学子们创作的抗震救灾原创诗歌《我们，都是汶川人》、《有一双眼睛》等立刻在校园中流行起来。
5月19日，各高校纷纷组织了集体默哀活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通过肃立默哀表达自己对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此外，各高校的学生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5月15日晚，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们组织了“点亮心灯，为民祈福”的活动，整面楼墙每隔10分钟由特定房间的灯光共同组成不同的字符：“512”、“中华”……5月20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篮球场被烛光和绿丝带所映照，数百同学自发秉烛而立，为汶川大地震的逝者祈祷；5月21日中午，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们来到东区大转盘，向过路师生发放黄丝带，路过的同学纷纷停下来，把黄丝带系在手臂上或绑在自行车把上，此前的一夜，同学们已将3000多条丝带绑在校园主干道两边。大学生们用一点点灯光、一根根火烛、一条条丝带表达自己对遇难者的沉痛哀悼和对生还者的衷心祝福。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面对震灾，大学生们立刻加入了抗震救灾的队伍，各种募捐活动第一时间在各高校展开，大学生们纷纷解囊相助。上海电机学院的学子捋起衣袖加入到献血的行列中，并默默地将献血的补助投进了募捐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系2008届毕业生作品展期间也进行了募捐活动,所得善款全部募给受灾的四川人民；爱心无国界，在上海海关学院出席论坛并参加研修班的来自非洲18个国家的38名海关官员也自愿向汶川灾区捐款。2008年5月18日是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建校十五周年的日子，学院董事会取消了原定的校庆庆典和校庆晚会，并决定捐款支援灾区人民；上海建桥学院艺术系珠宝专业2005级学生李晓兰原打算用自己几个月的实习工资为母亲买件礼物，听说为灾区捐款，就把这1500元悉数捐出。
除了组织开展各类祈福和募捐活动之外，大学生们还通过充当志愿者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5月14日18点，上海电信接受了四川电信114查号台接听任务，急需能够听懂四川话的话务员志愿者的消息在复旦大学BBS上一经贴出，2分钟之内就有同学发邮件来报名。每天6小时不间断的繁重话务工作挡不住复旦学子的急切之情。来自2006级化学系的博士生游春萍同学左眼刚做完手术，还没有完全康复，就发来邮件询问能否成为志愿者。经过培训后，15位复旦川妹子走上了志愿服务的岗位。5月17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红十字会首批志愿者一行10人放弃了休假，前往市红十字会帮助进行赈灾款募捐以及登录工作，缓解了由于捐款数量巨大且时间集中导致的人手缺乏问题。
5月26日，在虹桥机场，同济大学16名医学专业应届毕业生作为接运四川地震伤员的第一批大学生志愿者，协助医生完成了担架运送任务。16名志愿者中，有4人来自四川、重庆等地，志愿者李响家在绵阳，他说：“虽然我家也受灾了，但家人都很安全，已经非常幸运。地震后，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同济大学老师和同学的关怀和温暖。我们几个四川的同学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服务队，希望能在上海为家乡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了解，为了服务灾区来的伤员，同济大学专门成立了“天使”志愿者服务队，接受医学专业学生的报名，报名学生十分踊跃。除了担架小组，“陪护服务”、“家属服务”、“心理疏导”等多个小组将在随后的工作中派上用场。
以我所学支援灾区
正在四川绵竹家中的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大四学生侯宇是地震的亲历者。在和母亲成功逃生之后，他义无返顾地投入到了救助他人的行列。他和其他没有受伤的同龄人自愿组成一支小队伍，“担架，担架”成了他们共同的名字，哪里有需要，他们就迅速地冲上前去，抬着临时用作担架的门板实施救援。晚上寒冷而潮湿的川西气候让他的双膝不由自主地疼痛起来，长时间机械地抬运伤员和尸体使他的双臂酸胀难忍，但从下午到晚上，他一直忙碌着没有停歇。脚被碎玻璃刺伤，他也只是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又一次站在了等待救援召唤的队伍中。
像侯宇这样有机会奋战在抗灾第一线的大学生可能是少数，但只要国家和人民有需要，大学生已做好准备用自己的所学为救助灾区人民、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5月16日，同济大学成立了“抗震救灾专业技术志愿服务队”，当时已有30多位专家教授和超过100名研究生报名，组成人员学科专业背景与当前抗震救灾实际需求紧密相关，涵盖土木防灾减灾、结构、交通、道路、桥梁、地质、岩土、隧道、环境、建筑规划，以及心理疏导、疾病控制等12个专业领域。
家园的重建不只是房屋的重建，抚平灾民心中的创伤同样重要。5月21日晚上，另一支队伍——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赴四川灾区心理援助队也已到达成都，他们将帮助灾区人民克服地震后的恐慌，缓解灾区人民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悲痛心理，同时协助当地政府做好受灾地区人民的心理抚慰工作，维护当地的社会和谐稳定。
2、 教师队伍素质下降
20世纪一位中国教育名家曾说过；一所大学可以没有大楼，但不能没有大师。对我们审视今天的中国设计教育仍旧适用。
经历十年扩招，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可以成倍增长，现代化校园可以中国独有的告诉拔地而起，广州能够在19个月里在18平方公里的荒岛上走完征地、规划、建筑设计、施工、设备配置、新生入住并开学的全过程，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建设一座容纳10所大学的“大学城”。但是，任何学校却无法在5-10年内打造一支真正优秀的教师队伍。
“扩招”之前，国内既有的设计类院校中，除少量美术院校经数十年传承积累了一支以传统美术教育为核心的教师队伍外，多数也都有了自“改革开放”后在“现代设计教育”基础上打造了近20年的教学团队，有条不紊的按照设计教育规律推进自身的发展，在新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上以循序渐进的策略与国际社会一步步接轨，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之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上，不少学校的毕业生处于“供不应求”的良性关系链中。
“扩招”打破了这种平衡，在中国惯有的“一刀切”行政管理思维下，没有人论证将“艺术设计”纳入“素质教育”的新方针下、采用“扩招”的手段推进其超常规发展是否妥当/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究竟需要每年输送多少设计人才即可达到“供需平衡”？于是，在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间，涉及教育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宏观上令原有的“专业教师不足”问题凸显为最大的瓶颈，教师队伍在职称结构、教学经验、专业适应性等关键素质点上水平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
对“扩招”之前就已存在的设计院校来说，教师资源被“稀释”成为最突出的“下降”观察点。一方面，教师队伍整体上承受着数倍于10年前的授课压力，令自身几乎没有了喘息“充电”、从事科研与设计实践的时间与空间，无暇革新课程并跟进设计行业的发展，不能向学生传授新知识；另一方面，为缓解教学压力而突击大量增补的、刚有研究生毕业就任教的年轻教师，在教学经验与专业经验严重不足等大前提下被放到“独立开课”的岗位上，势必导致教师素质出现结构性下降，教学质量不保、学生投诉频繁成为必然结果。
对“扩招”之后新创立的综合类院校，民办院校的设计系科来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普遍存在的指导原则，教师队伍的“非专业化”成为最受诟病的弱点。本科毕业生教本科、学绘画的教“艺术设计”、学机械的教“动画”、学经济的教“设计史论”……甚至不少院校的院长、系主任是非设计行业的人士担任，只看其是否是教授、副教授，不在乎其对设计教育了解多少。在这类院校中，还谈不上教师队伍的强弱问题，因为在本质上这支队伍并没有建立起来。
3、 院校同质化
在缺乏评定标准、空间的“素质化教育”指引下，扩招时期创立的许多院校设计类系科，在专业设计上极少考虑自身特点以及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似乎都将“胸怀全国、放眼世界”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培养走到哪里都能适应的学生。以“参观学习”为名的校际互访从正面来看推进了后起院校的进步，但在负面上也让忽略自身实际条件、照抄搬所谓的“先进院校办学经验”、全面拷贝别人的课程系统成为一种流行。
学校无法界定自己的强势专业。区域特点组建模糊、校际间同质化日趋严重。这种趋势在国家教育部门的'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催动下，正朝着统一办学理念、统一教材、统一课程内容甚至统一评判标准的方向发展。
这种“统一化”的办学思维，与设计教育鼓励创新特点、鼓励多元化、鼓励个性化的核心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4、 学生动手能力下降
在日益强调“素质化教育”、弱化“专业性” 的导向影响下，涉及教育正在被塑造成一种“动脑不动手”的专业形象。除少数具有较长办学历史积淀的院校今天仍在专业课程中坚持要求学生必须用实际材料与工艺将自己的设计作品“亲手制作”出来、强化学生的设计体验外，绝大多数新办院校或由于实验条件不具备、或由于专业教师的严重缺乏、或根本就没有“培养动手能力”的概念，将各设计专业方向的课程都办成了“无电脑不能开课”。
学生不具备表达设计构思的徒手草图能力、不懂材料与工艺、不了解市场与用户、甚至毕业后很长时间都不能独立完成一项简单的实际设计任务，已成为当下国内设计类学生的通病，说明相当多数院校的办学理念与课程系统是失败的。
5、 实际能力下降
在本质上，设计教育是一门“应用”学科，要求在专业课程内容上贴近设计时间。越是高年级学生，这种接触设计时间的机会应当越多，训练学生以更专业的态度与深入探求的精神去创造性的解决实际设计问题。
这就是要求办学者全面了解学校所在地区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特点，又针对性地开办设计专业，并与该产业建设广泛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将企业的实际设计课题带上课堂，既为教学提供了实践机会，又为学生的毕业去向开辟了途径。
但是，由于当下众多院校的办学初衷是以“赚取学费”为目的，所以关门办学、仅靠电脑来教授“艺术设计”、学生在学期间没有任何接触实际课题的体验，就成为了普遍现象。笔者近年来在面试许多“考研”的学生时，这类完全没做过一次实际设计的考生不在少数。
5、 学位贬值
对设计学生及其家庭来说，最令人困惑、也是难于接受的，是学位的贬值。被卷入扩招大潮的中国设计教育，已使“设计师”这个10年前令人羡慕的职业快速蚋变为今天就业市场上的普通职业类型。
作为中国“扩招”的主要效仿对象，英国已经在反思大学扩招带来到学位贬值恶果。在2007年7月于伦敦召开的英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公布了由英国教育学院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系教授安娜.维尼奥尔斯主持的一项研究成果。她指出：由于某些人文学科的大学毕业生过剩，意味着他们的薪水可能不足以“弥补”他们接受大学教育的费用。“这些学科的新毕业生与完成中学高级水平考试课程的毕业生所赚薪水相当。”而像历史、美术、法语或英语文学的毕业生，则位于毕业后“回报率”排行榜的最低档。
英国的现象正在中国重演。出于职业敏感，笔者最近三年来对广州美院的工业设计类毕业生的就业起薪点做过一些抽样调查。除少数外资企业聘用的优秀学生外，2005、2006、2007的平均起薪点为2500元、2100元、1800元。而对其它院校来说，“跌破”1000元的已不是个别现象。设计教育已跌落为中国高等教育中“性价比”最低的专业种类。
在中国设计市场上，设计价值并为随同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对原创设计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而同步提升，却表现为设计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日益下降的“倒挂”趋势，导致设计星夜坠入恶性竞争的漩涡，始作俑者就是设计教育的连年扩招，输出的人才严重过剩，设计学科的学位贬值，成为中国设计良性发展的最大障碍。
设计教育质量下降，在今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政府官员的角度、学校领导的角度，基本都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因为讨论这个话题会导致对“扩招”的政策提出更加广泛的质疑，会使高速增长的高校学生数据与硕大无比的校园背后的社会价值受到贬值的威胁，并会危及各级领导的“政绩”。但事实摆在那，我们必须以理性与务实的态度去正视它，探求解决之道。
四、走出困境
可以预见，最近五年来中国兴起的以“艺术设计”教育为重点的“艺考热”，会在不久的未来出现明显的“退烧”。由于大量的新办院校不能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学生支付了高昂的学习费用却不能获得相对应的专业知识水平运行，且相当多数的“艺术设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势必令许多家长大呼“上当”，并形成许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导致这类院校大招生陷入困境。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2010年前后，一批院校关闭或缩小已有的“艺术设计”教育规模在所难免，当下中国大学中的设计教育格局将出现“重新洗牌”的可能，整体规模会有目前的明显“虚胖”走向“瘦身”，回归至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水平。
根据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我认为，中国大学里有30万左右的设计类大学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规模。这意味着应有半数的学校需要退出设计教育市场，或者大家集体减少50%的招生规模。
当然，让处于“发烧”状态的中国设计教育冷静下来，遏制整体质量下滑的趋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设计教育的宏观指导教育思想与院校具体策略来看，我认为起码应在如下四个方面实现彻底变革。
1、 回归“精英教育”轨道
如上所述，设计教育的本质，是为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培养具有创新思想与专业技能的人才。它决定了设计教育不应承担“大众教育”的责任，不应纳入国家发展高等教育“提高毛入学率”的思考范围。
最近来自国家教育部发言人的官方话语，也开始关注伴随扩招而带来的教育质量下降问题，提出了在“大众教育”的框架下鼓励一些院校保持“精英教育”的新思路。而设计教育恰是应该回归“精英教育”的领域。
在当今世界，唯有英国是将设计教育纳入到“公民教育”指导思想下的，旨在培养“有较高审美品位的消费者和专业人士”。但15%从事专业工作的就业率，已经令当下的英国设计教育界正在讨论这种战略的合理性。何况中国的国民收入水平远未能与英国同日而语，让60万个中国家庭以高昂的学费投资于设计教育，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一个毕业后可能找不到合适工作的“高品位消费者”，以目前的国情来看，是一种非常超前的“消费”，是难以被收教育者所接受的。因此，以“大众需要”为借口在设计教育领域进行的扩招，实在是有违“教育”的初衷。
回归“精英教育”的模式，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短期内用行政手段关停一批明现在办学资质上不合格的院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会以“学生就业”作为学校优劣的炎症机制，决定哪些院校应该被淘汰出局。而能够调整办学思路，逐渐缩小招生规模，将教学质量至于第一位、令毕业生整体创新能力与专业素质保持高位运行的院校，自然会形成自身的“精英教育”模式特点。
2、 改革招生制度
扭转“艺考热”的最根本手段，在于彻底革新目前导致艺术类考试“文化课水平低”的体系。尤其是对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数码动画等许多设计学科来说，学生的总体文化素质水平，直接决定其本人在本专业领域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应将设计教育各专业在高考中的综合文化课考试与其他院校统一，不再专为“艺术与艺术设计”类专业特设低门槛的试题。
这种变革将堵死“读书成绩不好”的学生进入大学的“后门”，势必导致“艺考热”急速降温，从而堵死了一些专心赚取学费的院校的财路，但也会因切身利益受损而招致 学生家长以及许多院校的激烈反对。但对中国设计教育的长远发展来说，这种改革之路却是必须要走的。
如果担心这种“转弯”太急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让一批办学历史长、教师团队雄厚‘知名度高的优秀院校先行试验，逐渐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设计教育关乎中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选择在专业技能与综合文化素质两方面都很优秀的学生。
必须用实事求是的舆论指导向让全社会明白：设计教育是一个培养成本很高的专业教育种类。对相当多数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将“学习成绩不好”的子女送入设计类院校学习，不仅不会“脱贫致富”，反而可能会使家庭负债累累，并有与子女毕业后的薪酬不高而长期滞留于更加贫困的生活状态。
招生制度的变革，在使考生数量锐减的同时，也能真实的映射出考生对“艺术与艺术设计”以及投考院校的认识与热爱程度。对优秀的学校来说，尽管会损失一笔可观的“考务费”，却会使考生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并通过“考务”压力的疏解与阅卷工作量的下降，从而为考试内容趋向与专业化的革新、较为准确地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提供了可能性。
如前所述，紧侧重于考核学生绘画能力的“老三篇”式术科考试内容，未能够检验出考生的创新潜质，必须根据不同方向的设计专业特点，设置有针对性的考试内容。在此方面，扩招前的经验以及国外优秀院校的考试模式，都会为这种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4.打造有特色的专业
就目前国内已有的“艺术设计”以及其他相关设计教育专业来说，除了“环境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广告设计”这类专业方向和产业环境的依赖不太明显、更多的取决于城市建设与一般性的商贸活动发达与否之外，其他诸如“工业设计”、“汽车造型设计”、“服装设计”、“家具设计”、“动画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玩具设计”的方向均与院校所在地的产业环境、地区政府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
因此，对已具有一定的师资积累和办学经验的院校来说，清晰地，“盘点”、了解所处地区已有的产业环境与政府的发展规划、将专业建设更多地向能够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密切结合的方向上倾斜，逐渐将这类专业打造成自己的“强势专业”。例如，对一所院校的“工业设计”专业来说仅以通用性的课程教学，希望把学生培养成“任何产品都能设计”的人才,j今后将越来越难于在设计教育市场上立足。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具有良好的玩具产业环境，在“工业设计”的平台上将学生向玩具设计平台上培养，必然会将这个专业办出特色来。这才是确保自己的设计专业能够从日益严峻的办学热潮中“突围而出”、向社会输送真正有竞争力的合格设计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结语
今天正在中国四处蔓延的，浮躁的“艺术设计教育”办学潮，除了可向社会输出人才素质参差不齐的“劳动者”之外，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创新设计水平，如果我们可以忽略政府和官员的“整机”的话，中国的设计教育事业的确不需要令人啧啧称奇的庞大在校生数字与那么多宏伟大楼组成的“壮观”校园。唯有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引下呼唤理性办学精神的回归，将兴办设计的战略重新锁定于“精英教育”的目标，比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专业建设与教师队伍的打造，中国的设计创新事业才真正能有在未来攀登世界顶峰的希望。
1、 建设门类齐全的大学
这是最“正面”、也是理由最充分的主张。的确，由于历史原因和前苏联的影响，中国
的高等教育事业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走路一条过分强调专业化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将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更类似于欧美大学体制的、各学科专业丙村一校的“综合性大学”拆解成一所所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突出各自专业特点的院校。
实事证明，这种过分强调专业特点的办学模式，虽可保证受教育者专业技能的培养与提高，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综合培养却忽略了，导致人才的知识结构狭窄，社会适应能力不强。
于是，今天的中国各大学均向着“建设综合大学”发展，过去以文科见长的大学现在拼命发展着自己的文科……而各类大学又不约而同地看上了“美术”和“艺术设计”。虽然“艺术教育”对拓展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但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里开设此类课程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却完全不是一码事，而绝大多数近年来快速开设“艺术教育”的院校真是亩的是兴办“艺术设计”。
如果说因为“美术”的“象牙塔”展性和就业出路不明会让许多院校因自身师资条件不足望而却步的话，“社会需求量大”则成了各校兴办“艺术设计”专业的第二个理由。
2、 社会需求量大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需求”绝不是指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市场需求，而是指“艺
考市场”的需求。近几年来，上述的“八大美院”每年在以“单独招生”方式进行术科考试时，报名的考生均数以万计，像今年中国美术考生突破6万人、广州美院3.4万人的“爆棚”现象在各校艺术司空见惯。即使不那么热门、被考生们私下成为“二三类”的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与设计学院、系科，计划招生二三百人有两千人报名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而类似于山东这样的人口大省，去年就已突破美术设计考生的“十万大关”。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美术大省”。的确，与许多城市在考试时普通文、理科招生计划与考生人数的1：1.6\、1:2所呈现的接近“人人可以上大学”相比，可以进行“单招”的重点美术院校的1：40、1：30或必须以地方“联考”方式招生的综合类大学的1：10、1：8相比，突显了“艺术设计”的高热。
于是，“艺术设计”成为高考中的大蛋糕、各学校一哄而上就成了必然的趋势。但是，各校在沾沾自喜于那居高不下的“考录比”的同时，却集体回避了一个重要事实：“艺考热”的水分极大！这些数据无法告知究竟有多少考生是少则报考五六索、多则报考二三十所院校？有多少考生是矢志不移地只靠最热爱的某院校？
“艺术设计考生”在近年来的高考大军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媒体与社会的关注，他们以每年2—4 月份的“南征北战”为中国的高考制度涂抹着都有的考试画卷。笔者五年前在主持广美青岛考点的考试时，就曾遇到过几位“住车站吃方便面，纵横4省12考点、投考38多院校、历时52天、花费8000大元”的考生，让我见识了由这些“艺术流民”组成的、中国独有的“艺术风景线”。
除了当下中国的“艺考热”说明兴办艺术和艺术教育会“满足社会需求”外，还有第三个不原愿承认的理由：高学费收入、低成本投入。
3、 高学费收入
根据教育规律，艺术与艺术设计学科的高学费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此所述，以培养“精英”为目标的艺术教育是以“小”见长的，强调小班教学、师生之间“一对一”式的面对面教学模式。在高速发达的西方社会，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至今依旧延续着此种培养模式，能有上千人本科生的规模已经是“大型”院校了，而像RCA、DOMUS、AA、Art Center 、Central Saint Martin这类全球著名的院校均是维持“小而精”的办学模式。
由于上述培养模式，决定了教师队伍的庞大和教学成本的高昂，使艺术设计教育在当下
大学教育中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类型——要求师生比低、学费高，全世界的艺术设计类院校的学费标准也无一例外远远高于普通综合类院校。从表4中我们可以的知，今年来没有扩招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其师生比为10.2：1，是唯一延续了传统的艺术教育师生比关系、与发达国家多数院校相似、符合教育部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有关“师生比例”考评项目的“优秀”等级标准。
另外，设计教育对各专业实验室建设与配置的要求以及学生在制作设计作品过程中的材料消耗，都决定了艺术与设计教育是一个“高成本”的教育领域。新世纪初，广州美术学院曾根据所处城市的物价水平对培养一位本科生的投入成本作过粗略的核算，得出的数据是每年4万元，说明每年1万元的学费仅及成本的四分之一。因此，多年来报考艺术与设计专业的考生多数都来自较富裕的城市家庭。
但是，伴随“扩招”而在近10年来新创立的许多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与设计专业，仅在学费上依循了专业美术院校的收费标准，每年少则七八千，多则过万，但在教师队伍、实验室与设备配置等方面却并未按照艺术与设计教育的要求去建设，而是用普通文理科的模式来办学和授课。在专业教学课堂上，一位老师面对六七十位甚至上百位学生的状况比比皆是，所用的多媒体电脑实验室往往是学校“共享”的，工业设计专业用到的模型工作室也是与机械类专业“共享”……在堂皇的“资源共享”方针下，这类院校的艺术与设计教育基本是处于“不投少”或“少投入”的状态中。笔者曾对广州地区的几所院校进行过粗略的调查，尽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费收入是文理科的两倍或更多，但多数院校在下拨经费给专业院、系时缺失统一标准的，并未对艺术设计专业有任何的“倾斜”。
因此，学费收入数倍于文理科，但学科建设投入却等同、甚至低于文理科，将办“艺术设计”视为一种教育产业化的新途径，成为当下许多综合类院校的普遍现象。高学费，成为了中国目前艺术设计办学热潮的最主要目的。
综上所述，导致中国设计教育规模膨胀的三个“理由”，没有一个涉及到如何提高国家的整体设计创新水平。如果有观点认为“人多基数大、成才的可能性也大”，我建议他去研究一下中国的足球。在看得见的未来，我们还看不到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每年毕业15万设计类学生的大国，在设计水平上超越仅有数千万人口、每年毕业2万多设计学生的英国的可能性。
从另一角度来看，对“做大”了的院校来说，即使已痛感只有保持甚至减少招生规模方能停止质量下滑势头的必要性，也为时已晚——要维持那庞大校园的运营，除了多招学生、多收学费之外似乎难有他途。
二、学生素质退化
如前所述，“艺考热”已成为当代中国高考的一道风景线。这种景象是否说明热爱艺术与设计的中国年轻人大大增加了？非也！营造这种“风景线”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高考制度。
以“高考”为指挥的中国现行教育体系，在考题设计的难易度上是依“理科”、“文科”、“艺术”……依次递减的。这就意味着报考“艺术”或“艺术设计”的考生，在参加高考时会面对相对前两类较为容易的考题，因而可较轻松地跨过“综合文化素质”考试门槛。看起来，这似乎是高考系统的设计这们为“照顾”艺术与艺术设计类考生特设的“后门”，却在根本上摧毁了中国艺术设计人才选拔的基础。
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所有涉及教育发达、设计创新能力强盛的国家，均是从智商水平最高、知识面阔广、学习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最强的考生中选拔人才的。因为“设计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从业者必须走在社会发展的前端，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创造着未来。因此，报考设计学科的难度一点都不亚于理工科名校、“设计学科难考”，也是这些国家的普遍现象。
但是，这种人才选拔的模式在中国却被颠倒过来。由于我国特有的考试机制，“考不上理科考文科，靠不上文科考艺术”成为当下中学里广为流传的考生选报专业时的准则，凸显了中国设计教育的尴尬地位。
在“高考”指挥下，当下我国的中学教育盛行将高中生“分科”培养的模式：根据学生初中毕业时的综合成绩，将高分学生分到“理科班”，其他学生分到“文科班”，形成了高“智商”学生读理科，中、低“智商”学生读文科的局面；待高一或高二结束时，校长或班主任们多会给“文科”班中成绩偏差后的学生出主意：你们参加普通高考希望不大，不如早些转学“艺术”吧！
但是在“艺术”的学科平台上，报考音乐、演奏、表演等方面的专业要求考生必须有长期训练的积累并已达到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而且对身高容貌等先天素质也有较高的要求，唯有“美术”与“艺术设计”在“术科”考试方面的要求最低。